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越南新娘已超过10万。2010年以后，在公开报道中，原先白衣柳身的“越南新娘”被贴上了诸多标签：越南出口的特产，光棍节网购的爆款，集体逃跑的常客，人口贩子的猎物，电线杆上广告的主角，甚至色情场所里招揽生意的招牌。 　　或许她们还是你家乡某个不相熟远亲的家属。但都有一个共性，她们很少出现在现实世界里。 　　她们是谁？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文/龚龙飞 摄影/TOMOO 柳涛 (发自福建漳州) 　　南方的雨季来得早，天气有些清冷。 　　46岁的哑巴叶进城准备瞒着父兄第四次去越南，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了，毕竟他前后有过5任妻子。 　　他匆匆走进那家越南店里，很兴奋地拿出一张纸，咿咿呀呀在纸上写下要求，他想要老板周嘉珍在上面画出胡志明市的主要景点和交通位置。 　　周嘉珍已经四年没有回胡志明市了，但还是画了起来，红教堂、湄公河、总统府，至于交通路线，她有些不敢确认，一边画一边她也有所触动，有些想家。最近她正愁着家里盖房子缺钱的事，一想到要是明年房子盖不起来，她申请绿卡的事又要再推一年。于是胡乱画几笔，转头看向门外。 　　绿芭蕉、红木棉，川流在雨巷里的古韵语言，这些都像极了陈英雄《青木瓜之味》里面的长镜头，不过，这里不是越南，是闽南。 　　在这个偏海一隅的闽南小镇上，包括周嘉珍在内有146个女人从越南嫁到这里，因为人多，周嘉珍在镇上开起这么一个专卖越南特产的小店。 　　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越南新娘已超过10万，具有合法婚姻者不到半数，她们大多身处农村，贫穷，且没有户籍。1991年，两国恢复邦交，中越跨国婚姻开始迅速膨胀，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大量光棍和渴望到日渐富裕的中国改变命运的越南女孩心愿不谋而合。 　　2002 年之后，陆续出现介绍越南女孩的职业婚介，越南新娘来华网络先从广西、福建开始，随后，迅速传入广东粤北地区，再进入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直至东三省。 　　2010年以后，在公开报道中，原先白衣柳身的“越南新娘”被贴上了更多标签：越南出口的特产，光棍节网购的爆款，集体逃跑的常客，人口贩子的猎物，电线杆上广告的主角，甚至色情场所里招揽生意的招牌。 　　她们是谁？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天堂太远，中国很近 　　在福建省，越南新娘集中在闽南地区，以漳州、龙岩的村镇为主。 　　漳州岩溪镇位于厦漳泉交汇处，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岩溪在唐诗中有山林溪水的意思，常指隐居之地，这里也是闽南越南新娘“重镇”之一。 　　“这里离几个大城市很近，女孩子都喜欢嫁到厦门、泉州、漳州去，当地的光棍确实比较多。但这边又不像福建其他地方那样多山偏僻，经济条件还可以，气候也像越南，嫁过来的越南新娘也愿意留下来生活，会更稳定一些。”曾经组织撰写《一个越南新娘在长泰的幸福生活》的长泰县县委宣传部的杨金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补充说，其实，这里娶越南新娘的一般都是家里比较穷的，要么特别老实，要么年纪很大，或者有点残疾，“要不是娶不到本地人，谁会跑那么远去找老婆？” 　　2011年2月18日，元宵节第二天，49岁的吴保林穿上一套从镇上花200块钱买来的西装，萤绿色，他觉得“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像老板”。带着4.7万的现金，他和同镇的叶志成、叶阿民以及哑巴叶进城一行四人，跟着婚姻中介从漳州龙海市坐20个小时大巴到广西凭祥，第二天下午出友谊关再坐大巴到河内，然后从河内坐飞机到胡志明市，之后在永远闷热的小旅馆里，四人焦急地等待着。 　　和中介之前的广告不同，他们每天每人只能见到一个女孩，也可以互相交换聊天， “不像你们想的那样有站成一排，可以随便挑随便拣的！哪里有那么好的事。”吴保林说。 　　第三天，23岁的李光玉见到了身高不足1米6的吴保林，并很快主动示好，26岁的差距和女孩的热情让吴保林觉得有些眩晕。吴保林表明自己只是个小镇上的摩的司机，家里没有新房，李光玉反而赞美他实诚。虽然李光玉黝黑肥胖，但23岁的青春气息还是让吴保林很快表示可以去李光玉家里详谈结婚事宜。 　　虽然语言不通，但在越南平阳省李光玉的家中，在石棉瓦搭建的院子里，亲朋好友纷纷用竖起大拇指的方式来表达对吴保林“福建人”身份的赞美。 　　吴保林细心保留着当天喜宴的照片，照片中他满脸红晕，在宾客中推杯换盏显得豪迈。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带回新娘，吴保林回忆说：“住隔壁房间的几个安徽人就空手而归，中介说我们福建和浙江来的人是很受欢迎的。” 　　2011年3月18日，4个平均45岁的男人带着4位平均年龄25岁的娇妻回到了岩溪镇上，其中哑巴叶进城的老婆最好看。 　　李光玉后来没有像许多越南新娘那样逃跑，但在喜宴后她才告诉吴保林，自己这是二婚，并且已经有一个7岁的女儿。吴保林很生气。 　　中国城镇化进程使数千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中，在“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下，最后剩下了城市中部分精英女性和更为广大的沉积在低收入阶层的男性。 　　按照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从2013年开始，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在理论上要比女性多出120万人，但现实中“光棍”的数量远不止这个数字。 　　由此出现“婚姻梯度挤压现象”，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陈凤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男女比例失调，挤压到一定程度，就会去别的地区择偶。” 　　1991年11月，中越邦交正常化，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在合法化的背景下开始猛增。到1995年，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仅广西就查出非法入境的越南女性配偶达 1.2 万余人。2002 年之后，在职业婚介的带动下，越南新娘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 　　越南一直有女性外嫁他国的历史传统，越南适婚女性对日本、韩国、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趋之若鹜，现在轮到中国大陆。 　　2008年，越南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多越南女孩失业赋闲在家里，而电视直播里北京奥运会的满天烟火照亮了中国崛起的现实，也点燃越南女人的幻想，中国大陆于是出现了越南新娘潮。这正应验了曾流行的那句话：天堂太远，中国很近。 　　根据广西民族大学罗文青教授论文引用的数据显示，2010年，在中国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越南新娘达到4.7万人，而厦门大学社会学博士刘计峰撰写的论文中提到，2011年广西公安厅统计的无证越南新娘人数保守估计在6.5万人以上。两者相加，在中国的越南新娘总数超出10万人口。 　　而以目前统计数据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前(1978年)出生的男子，仍是去越南寻找新娘的主要人群。 　　华人新娘 　　42岁的单身汉吴阿建和吴保林是邻居，吴保林娶妻两个月后，他也从胡志明市把杨七妹娶回了家。说到家，其实也就是一个房间，吴阿建和同住两兄弟从石条房顶上耷拉下一个巨大的斗篷，周边用墙围了起来，屋前的小操场变成了现在的客厅，从外部看上去像一个奇怪的仓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正逢下雨，有水滴掉进了茶杯里。 　　杨七妹是胡志明市的华人，父母早逝，家中九兄妹，她排行第七，肤白貌美。2010年新婚不到一年，丈夫就出轨，她和丈夫的情人同时怀孕，婆婆说谁生男孩就让谁入门，结果她生了女儿，被丈夫抛弃。 　　“这样的事情在越南很正常的，越南男人都很粗鲁，爱打架，对老婆不好的。”杨七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着，抱起5岁女儿吴美香，吴阿建正在简陋的厨房里给妻子热饭菜。 　　1978年，越南爆发史上最大的排华运动，一部分华人被驱赶到深山的“新经济区”，一部分华人偷渡去第三国，但更多人的选择还是回到中国，那一年归国的越南难侨共约26.3万人。 　　杨七妹的七个表叔就在同一艘回乡的船上，在返乡之前，表叔和父亲通融了关系把安置地点选在了厦门。 　　为安置越南难侨，1978年，中国设立43个华侨农场，其中福建省最多，达到了17个。 　　“越南现有华侨华人约 150 万人，长期以来大部分华侨华人集中居住在胡志明市和南部平原，约占华侨华人总数的 80﹪以上，其中胡志明市有华人 55万人之多。而福建作为侨乡的历史传统和优良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得福建在1978年越南排华事件后成为国家首选的归侨农场安置点。”长期研究福建地区越南新娘群落状况的厦门大学社会学博士武艳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1991年中越邦交正常化以后，商贸往来增多，具有越南语和中文双语优势的华人华侨本身就有经商血统的天赋，他们大批回到胡志明办厂，为稳定带过去的员工，就会组织他们和当地的华人谈婚论嫁。所以福建相亲客在越南南部胡志明地区的新娘市场上比较有竞争力，嫁过来的华人新娘再口耳相传，福建地区就出现了稳定的越南华人新娘群落。” 　　从福建省民政厅政策研究室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来看，累计嫁到岩溪镇的越南新娘人数达到了146人，在记者走访的近20位越南新娘中，有9位是华人。 　　周嘉珍是岩溪镇湖珠村的第一位外国新娘，但乡亲们觉得她就是个中国女人，没什么特别的。 　　回忆起当年在越南相亲，洪石中说“没想到她一开口就和我说中国话，我马上就不紧张了。” 　　初次见面两天后，身材高大的洪石中牵着苗条纤瘦的周嘉珍在周家偏远的咖啡园里举办了中国式喜宴。 　　“你不担心他骗你？”记者问。 　　“他和我说他没钱，没房，没父母，都这么惨了，应该是实话吧。” 　　但周嘉珍对中国女人这个身份是犹豫的，同时她也不认为自己是越南人，她说：“在越南，华人一般只会嫁给华人。”乡邻们常打趣地问：“中国要是和越南打战了，你会站哪一边？”她每次都回答：“我哪边都不站，站中间看你们打。” 　　在记者和她接触的十天里，听到她说的最多的词是“回去”，在她的语言逻辑里“回去”既表示回来，也表示回去。回去东兴，回去海防，回去胡志明，回去越南店，回去湖珠村，这几个用“回去”串连起来的地名就是周嘉珍所有能够知晓的家国记忆，似乎这个勤快贤惠的女人始终都在寻找一个归附的原点，让自己获得安生。 　　去年年末，周嘉珍把19岁的小妹接来中国过年，“顺便”让在厦门工作的邻居丽丽安排了两场相亲。 　　改变命运了吗？ 　　2014年初，周嘉珍和小姑子洪丽娟在岩溪镇上的小学附近上合开了一家特色小店，专卖越南特产，当时生意不错。 　　这两年，小镇上陆陆续续消失了三四十个越南新娘，伴随着新娘来华务工的越南偷渡客也转向其他地区，她的生意已经大不如前了，于是她们支起了缝纫机，接了不少帐篷厂的活。 　　她明白，要靠他们现有的存款建新房是不可能的，而明年就是她来中国的第五年了，她听人说只要在中国结婚并居住满五年就可以申请绿卡，有了绿卡就能再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村里的商会愿意贷一些钱给他们建房，但其实贷款的利息不菲。 　　每天放学，已经11岁的吴锦云都会在越南店里等家长来接，接她的就是以开摩的拉客为生的继父吴保林。 　　李光玉来了快5年了，并没有给吴保林生儿育女，让他很不满。 　　李光玉却不急，“他年纪太大，不能生了，也没办法，我们不打算生了，把锦云培养好就好了。” 　　吴保林没有放弃，采访中他还拿出一个生子的偏方让记者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第一次见到李光玉是在她上班的塑料厂里，噪音嘈杂，空气里夹杂着难闻的气味。她的工作是用工具刀切除塑料成品中多余的边角料，她手法精准迅速，一分钟能加工四件产品，每个可以挣五分钱。 　　工友说，她是这里手脚最快的，每天可以挣一百多块，越南店里的人都说她很好强，嘴皮子也很厉害。 　　李光玉虽然身材臃肿，皮肤黝黑，但她的穿着非常时尚，在塑料厂刺鼻的空气里仍然可以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头发也直顺。 　　“你们早该来写我们了，要不然坏话太多了。”她对记者说。 　　她很能说，来福建4年，闽南话已经很熟练。 　　显然她是欢迎采访的，但还是拒绝了摄影记者在她家拍照的请求。 　　在走访的近20家越南新娘家庭里，她家是条件最差的一户。 　　吴保林兄弟五人，二哥和四弟还是光棍，最小的弟弟娶了本地人。大哥在新村盖了房子，四兄弟住在一排老式的闽南石条平房里，吴保林分到其中一间，院子里搭了一个简陋的厨房，一只没洗的袜子放在饭桌上。 　　李光玉今年27岁，12岁跟随母亲到胡志明市打工，14岁因“贪吃一碗面结错一场婚”，16岁生下了锦云，23岁改嫁给48岁的吴保林，一个跟她父亲同龄的男子。 　　她用了很长时间向记者讲述了和前夫阮文雄的相识过程。女儿出生后，李光玉不但要打工挣钱供丈夫和情人吃喝，还遭受家暴。她说离婚后，自己才开始保护自己，才开始懂社会。 　　嫁到岩溪镇2年后，李光玉认了干爹干妈，她只知道干妈叫春梅，“他们是长辈，问名字不礼貌。”这件事，吴保林是不同意的，因为他和春梅年纪一样，而李光玉还是按照当地的跪拜仪式走了一遍。 　　“他们在田头村有一套房子，装修得很漂亮，我干妈有说要给我住的。” 干爹干妈家儿子因夫妻不合自杀身亡，女儿又远嫁他乡，“我和保林说，你要再不盖好房子，我就带女儿去田头住，留你在这边。” 　　但在数十名越南同乡中，慢慢地她没有了亲近的朋友。完成本土化以后，解决恐惧的工具箱里就不再有老乡这个品类了。 　　说到嗜酒如命的父亲从来都不管家里有没有吃喝的时候，她忍不住哭了起来；说起母亲长年积劳，忍着病痛，至今仍然每天深夜挑担走六个小时夜路去卖椰子饼的时候，她大哭了起来。 　　领取暂住证的第二天，李光玉就去镇上找活干。李光玉很少向吴保林要钱用，“他给我一块说一句，给我十块说一天。” 　　包括女儿的学费等等都是李光玉独自承担。这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独自改变命运的人。 　　“锦云在中国长大，以后也要嫁给中国人吧？”记者问她。 　　“不要，我要她嫁到美国去。” 　　没有身份的人 　　杨七妹和另外两个越南老乡在镇上的中普玩具厂工作，一年前从玩具包装工升级到质检员，尽管户籍问题让她们没有社保福利，但一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总体上还是让他们满意。这个工资水平是她们在越南的两倍。 　　娶越南新娘的当地男子基本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他们大多认为有结婚证，就一定可以上户口。 　　因为没有户口，玩具厂并不愿意雇佣这些越南新娘。 　　玩具厂老板张建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没有办法给她们交相应的保险，要是被抽查到，我们会面临罚款或者减单的麻烦。她们也没有银行卡，工资还要发现金，对财务来说也比较麻烦。之前不清楚情况，我们招了三个(越南)女工，下一步也不打算再招她们了。” 　　虽然因为没有身份无法获得该有的保障，但义务却没有少。2015年，在离岩溪镇不远的西湖村，26岁的越南新娘阮氏举给42岁的刘瑞明生了第二个男孩时，村里负责计划生育的人已经将七万多的超生罚款单递到了刘瑞明的家里。 　　所有嫁来中国的越南新娘都最关心她们的身份问题，每年去护照延期的时候，几乎都会过问能否申请绿卡的事。“去年年底在漳州的越南新娘人数是两千多，她们经常会来提及申请永久居住权的事，申请中国绿卡的事都是公安部级别批准的，不是地方能决定的。一般只有父母是中国国籍，而小孩出生在国外才能拿到。或者是投资几千万美金的，或者是对漳州做出突出贡献的，才有条件申请，手续还非常复杂。漳州市从以前到现在能够拿到中国绿卡的不到十个人。” 漳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一位姓林的工作人员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8岁的美珠嫁给叶小青4年了，丈夫家庭条件不好，但也不用她工作。去年上半年，51岁的叶小青在家门口被同村人开车撞倒，多处骨折，美珠把丈夫送到医院，但因为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无法在术前签字，差点耽误了救命的时间。 　　出事后叶小青不敢去讨要剩余的医药费。现在家里已用完了积蓄，自己又不能干什么重活，只好要求妻子去一家摩托维修厂里上班挣钱，维持家用。 　　美珠说今年还是会打算回家 一趟，叶小青有些担心妻子会一去不归。 　　逃跑 　　“哑巴”叶进城的老婆是一起娶回的四个越南新娘里最好看的，但也是跑得最快的。 　　他的二哥叶林城做贩运水果的生意，精明仗义，是个标准的闽商，平时对兄弟照顾有加。 　　“其实我弟弟一共娶过五个老婆的。”叶林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叶进城的婚姻史。 　　第一次，33岁的叶进城花了1.2万元和一个从湖南来的打工妹结婚，12天以后新娘就跑掉了，他的哥哥只好专门到湖南追讨1万元的聘礼。 　　第二次他娶了一个贵州女人，她是真心想留下来，但因为是个“石女”，先天性无子宫，无法过夫妻生活，也不能生育，又离婚了。 　　第三次是镇上的媒人从云南带过来两个女人，年轻漂亮，叶进城和其中一个结婚了。另一个女人却被介绍人在家中强奸，报警之后，公安调查发现两个女人是缅甸偷渡客，之前有案底，于是两人被遣返缅甸。 　　第四次，就是2011年，42岁的叶进城花了4.7万元和吴保林一行四人从胡志明市带回了一个新娘，可半个月后，他的美丽新娘就人间蒸发了。 　　第五次，叶进城带回一个身材更好、五官更俊美的新娘。家里人认为多半会跑，严加看管，新媳妇刚开始还很勤快卖力。一个月后，叶进城带着两万块人民币和新娘到越南探亲，在河内下飞机的时候，这名女子趁叶进城上厕所的空隙，携款消失了。 　　这两次越南新娘的逃跑，叶家损失了七万多。 　　家人不允许叶进城再娶越南新娘了，但叶进城自己还是偷偷到越南店咨询去胡志明市自助行的事。洪丽娟告诉记者，他正在和一个胡志明市的女人网恋中。 　　除了人贩子非法贩卖越南女子造成的婚后逃跑以及早有预谋准备骗婚的越南新娘，事实远比公开报道的复杂。“从我调查的情况来看，也有相亲男子欺骗越南新娘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往往会被大家忽略。因为距离远，接触时间短，对于越南新娘而言，基本上是信息不对称的。”厦门大学社会学博士武艳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外，越南北部地区的女子在男女关系上开放度更大，她们对婚姻忠诚度比较低，所以逃婚的概率较高；而越南南部地区地处平原，她们嫁来中国，本身就希望能够在中国享受城市文明，如果从平原地区嫁到山区，这样大的心理落差会构成很重要的逃跑诱因。再加上语言不通，气候不适应，饮食习惯有差别，或者婆媳妯娌矛盾，都是很复杂的情况。同样，中介为达成买卖，也会欺骗中国的相亲客，他们常常会对新娘暗示可以先答应，不满意可以带路回越南等等。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近二十位越南新娘中，谈到第一次进到中国家门的感受时，所有人都表示有后悔、害怕和不满意，都曾和丈夫发生争吵。 　　2013年，福建省漳州检验检疫局共对出入境人员健康体检2376人次，其中“越南新娘”就占了1684人次，检出艾滋病7例、性病6例，这个数据随后被当地多家媒体重复播出，小镇上的人仍记忆犹新。 　　而在另一方面，从2014年开始，国外的护照延期费用从每年168元上升到每年800元。因为无法入户、护照延期费用大幅提高等原因，“越南新娘”进入中国的热潮正在减退。 　　福建省民政厅政研室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新嫁入岩溪镇的越南新娘人数是0。